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、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
喜讯传来，耄耋之年的汤老谦逊说道，“我深感荣幸！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医生，早年便以“严谨进取，放眼世界”为座右铭，努力工作报效国家。衷心感谢组织上的关爱与厚待，授予我如此崇高的荣誉。其实，我不过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本分！”
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、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
响应号召青年医生“半路改行”攻癌王
汤钊猷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，也是我国肝癌防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。
他首创“小肝癌”研究与诊疗体系，实现早诊早治重大突破；带领支持学生攻关实现肝癌患者术后生存率大幅提高；构建中国特色医学战略思想……可以说，他引领我国肝癌研究实现了“从跟跑、并跑到部分领跑”的历史性跨越，用毕生奋斗诠释了一名党员科学家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信仰。
青年时代的汤钊猷，亲历国家积贫积弱、人民饱受苦难。1949年他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（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，从此立下“学医报国、服务人民”的坚定志向。1959年3月，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政治选择。
1968年汤钊猷38岁，已在血管外科小有成绩。为响应祖国“攻克癌症”的号召,他改行转向研究肝癌。那段日子的惨象至今历历在目：肝癌患者进了医院开刀了，一个个死了。
某个夜晚，他用一块木板在五分钟内就移走了两具尸体，心里就像压着块大石头。彼时，肝癌患者一经确诊往往已至晚期，五年生存率不足3%。直面生命逝去的切肤之痛，愈发坚定了汤钊猷攻克肝癌的信念。
他通过大量病例研究发现：肝癌患者预后不佳的关键在于发现晚、诊断延误。为此，他主动转变思路，从“等病人”转为“找病人”，多次深入乙肝高发的农村实地调查，走村串户为群众筛查，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临床数据。
执着与担当换来成就。他带领团队最早在国际上系统提出“小肝癌”（无临床症状的早期肝癌）的概念，通过甲胎蛋白检测结合超声显像的创新手段，让肝癌在无症状的早期阶段即可被发现，取得早诊早治的关键突破，自此推动肝癌从“不治之症”向“部分可治之症”转变。
完成“两件半事”奠定肝癌研究成就
汤钊猷常将自己辉煌的医者生涯概括为——“我只做了两件半事”。
第一件事，即小肝癌研究，确立肝癌早诊早治的“中国方案”。1978年阿根廷，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。汤钊猷怀揣整理数日、背得滚瓜烂熟的演讲材料，飞了整整34个小时,抵达会场。万万没想到，留给他的演讲时间只有3分钟。最后一轮上台，汤钊猷言简意赅介绍小肝癌诊断的研究，语惊四座。三年后，他成为全球最高级肝癌会议主席团内唯一的中国人。该成果也于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
第二件事，即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研究。过去不能切除肝癌（肿瘤直径≧5cm）患者的生存期仅半年左右，他创造性提出综合治疗“缩小后切除”新路径，打破“大肝癌无法手术、只能被动保守治疗”的行业共识，患者生存期大幅延长，五年生存率实现零的突破，疗效比肩早期肝癌。
汤钊猷的学术贡献得到国际广泛认可，他受邀为国际抗癌联盟多部重要专著撰写肝癌章节，两次担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。并于1986年创立主办了首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，极大提升了我国在肝癌诊治领域的学术地位。
上世纪90年代起，他率领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坚肝癌复发转移，首次成功构建“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”，被全球200多家知名研究机构求取和应用，被评价为研究肝癌转移“第一个模型”。他还首次提出“转移潜能始于原发瘤”等重要理论，国际学界认定“为肿瘤生物学提供了全新视角”，这一原创性贡献于2006年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在他担任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主任委员15年的时间里，牵头制定全国肝癌诊疗规范，并推动中国方案写入国际权威指南。
上世纪80年代，汤钊猷院士用电脑记录病史
面对这一系列卓越成果，汤钊猷谦逊将其称为完成了“半件事”。
耄耋之年将东方智慧融入癌症防控
汤钊猷始终不忘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，他在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学术体系，引领培育了一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俭在内的杰出人才，铸就了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“一科三院士”的薪火传承。
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“一科三院士”薪火传承
如今，在一代代“中山人”的接续努力下，肝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已提升至71%，团队主导制定的全球重大疾病防治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，登上国际医学顶刊《柳叶刀》，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也发展成为享誉国际的研究高地，他所在党支部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。
进入耄耋之年，汤钊猷大力主张建立中国特色医学体系。近年来他先后撰写了“控癌三部曲”、《中华哲学思维：再论创中国新医学》等六部著作，创造性将东方智慧融入癌症防治，提出以“不变、恒变、互变”为核心的中华哲学思维体系，并将其运用到疾病预防、诊疗实践和未来医学前沿的探索中。
“中国医学不能长期成为西方医学的延伸，要运用中国哲学思想，大力推动中西医结合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、能更好惠及中国老百姓的具有原创性的预防和诊疗模式，走出中国特色的新医学发展之路。”他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回望自己七十余载医者生涯，汤钊猷这样说，“入党之时，我坚定了‘锲而不舍，振兴中华’的信念，力求将个人工作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。作为一名党员医生，不仅要勤勉履职，更要锐意创新，努力为国争光。”
他正用毕生奋斗，完成对党的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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