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观察报记者高若瀛
配料表标称使用“100%椰子水”，为何经同位素检测发现了外源水和糖浆？
鸡肉、猪肉出现在了牛肉丸的配料里，“牛肉”为何不是唯一主角？
2025年，强制性国家标准《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》为何时隔22年完成第一次修订？
西贝预制菜之辩，为何能持续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波，热度至今依旧不减？
2026年年初，山姆“499元基础款羽绒服”为何能成为现象级单品？
这些不同领域、不同维度、看似毫无关联的问题，背后却指向了同一个根因：标准。
作为一种共识基础，标准在不同事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：“椰子水”“牛肉丸”揭示了整个行业缺乏基本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甚至不存在统一的检测方法；时隔22年修订的新国标，是因为当年“315”晚会曝光了废弃纸尿裤翻新黑产，同时也暴露出国家标准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的现实；预制菜国家标准的姗姗来迟，展示出行业与社会难以达成共识的现实矛盾；高性价比羽绒服之所以能走红，并非简单的低价驱动，更多是基于线下渠道对充绒量、蓬松度等硬参数标准的把关与明示，消费者“用脚投票”做出的理性选择。
围绕人们消费日常的衣食住行，标准——这个全方面定义我们的生活、深度影响经济运行的尺度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关注。
特别是在线上销售门槛前所未有降低的今天，当部分企业利用现行推荐性标准框架的漏洞“合法地生产劣质产品”，我们究竟依靠什么来守护产品的质量底线？
这不仅是消费者的困惑，更是横亘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关键追问。
微观样本
熟悉经济观察报的读者，对黄平或许并不陌生。
2024年11月，他是报道《一位制造业老板的平台困惑》的主角。作为家庭清洁领域（下称“家清”）20多年的从业者、广东优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，黄平曾直言：企业可持续地兼顾产品低价与高质量是不可能的事。
在更长时间维度里，黄平一直在思考一件小事：白衣为何总洗不干净、容易发黄？
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不耐脏、易发黄是白衣的特有难题。但黄平却说事实并非如此，根本原因在于家用洗涤剂（洗衣液、洗衣粉等）的质量不够好，没洗干净的污渍长期沉积在纤维里，氧化后才显现出来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白色衣物，只是其他颜色的衣物不易被察觉。
优凯东莞（佛山）工厂实验室里的几块白布，更加直观回答了这个问题：用高质量洗涤剂清洗过的白布，静置一年多只出现浅浅的印记；用劣质洗涤剂清洗的白布，很快出现了黄色污渍。
作为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传统行业，面对庞大的消费人群，产品有分层、质量有优劣高低本无可厚非。但过去十年在电商直播间里摸爬滚打，黄平发现，这些渠道不仅没有开启新的增长曲线，反而牵引产品质量和价格螺旋向下发展。
追问之下，黄平发现了阻碍家清行业乃至更多行业向上发展的致命问题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（下称《标准化法》）存在漏洞。
通俗意义上看，标准是衡量产品质量与市场监管的依据；从制度性规范来看，标准又可以细分为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等。
现行《标准化法》是2017年11月修订的版本。修订后的《标准化法》提出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，“鼓励”企业制定不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。
“既然是‘鼓励’，企业可以不执行。”黄平说企业可以自行制定低于推荐性标准的企业标准，并且自行规定检测方法，从而“既当球员又做裁判”、合法地生产劣质产品。
例如，根据国家推荐性标准，洗衣液的活性物含量应不低于15%。经济观察报在调查中也发现，市场上一些低价产品的活性物含量可以做到6%，低于行业标准近一半。“相当于装着一瓶水充当洗衣液来欺骗消费者。有没有人管他？没办法查，这些产品体现的是企业标准，因此产品是合法的。”黄平说。
前文提及的椰子水是另一个例证。一升装“100%椰子水”售价可低至9.9元。但行业人士指出，纯泰国香水椰榨取一升水的原料成本就可能超过20元。巨大的价差背后是加水稀释、添加糖浆的行业潜规则。由于缺乏国家标准和专项检测方法，“问题”产品仍能上市销售。
2026年初，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《立标助力消费提质升级消费者调查与研究报告》显示：标准制定周期长（通常2—3年），直播电商等新业态6—12个月就能完成一轮普及升级，导致大量新兴领域长期“无标可依”；55.46%的受访者指出，“标准缺失成为不法商家逃避责任的借口”。
在黄平看来，各行各业的“内卷”和乱象，皆与现行标准法规体系的漏洞相关：当产业竞争不是向上追求质量，就只能向下拼价格，加上电商直播的助推，“唯流量”“卷低价”的浪潮席卷行业，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就不足为奇了。
体系失灵
标准是如何影响行业发展的？一个显著的案例发生在航空服务业。
2026年初，航空业关于锁座的博弈刚告一段落。长期以来，乘机旅客在线选座时，经常遇到靠前、靠过道等座位被大量锁定，无法选择或需要用积分兑换的情况。
航空公司锁座的初衷是配载平衡等安全考量，但随着竞争加剧，尤其是疫情后的亏损承压，锁座逐渐演变为争夺高端客户、增加辅营收入的商业手段。2025年9月，江苏省消保委的调查报告显示，其所调查航线锁座比例在19.9%—62.1%，均值达38.7%。“没有团体标准时，你说我锁了，怎么监督我锁多少？我不锁，又怎么知道别人锁没锁？”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綦琦说，航空公司甲为争夺客户，多锁一些，航空公司乙跟进，锁得更多。最终，消费者体验越来越差，航空公司也停不下来。
可见，一把科学公正的标准之尺，对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2026年初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制定的《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班预留座位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，明确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可选座位比例不低于70%。团标的出台正是为了遏制因标准缺失导致的“内卷”，让竞争回归服务与体验本身。
但制定一把专业科学的尺子并非易事。
在黄平看来，洗涤剂行业的标准制定、修改与执行，就远非单纯的技术问题，更像多方利益错综复杂的博弈。
首先是标准陈旧与更新停滞。目前，洗衣液的行业标准制定实施于2012年，洗衣粉和洗洁精的标准分别在2023年和2024年进行了修改。
在参与行业标准修订的过程中，黄平发现，部分大企业甚至不想大幅提升标准的质量，以免增加成本。事实上，大企业普遍会遵守行业规则；但如果标准进一步提高，一些中小品牌或不规范企业不执行，反而会让守规矩的大企业在成本上吃亏。
其次是标准制定体系的客观公正问题。主导日化行业标准的“标委会秘书处”设在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，但该机构实行的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化运营，其本身也销售检测耗材（如污布）、化工原料等，与行业企业有直接的经营往来，可谓既当球员又做裁判的又一代表。
对行业标准来说，直接的影响之一就是科学性、专业性存在偏颇。
黄平以浓缩洗衣液的检测方法为例：标准规定活性物≥25%的浓缩洗衣液可取行业标准洗衣液用量的一半进行去污力检测。但“活性物即使≥53%也是取行业标准洗衣液用量的1/2来检测”，该规定忽略了不同配方的功能差异，如洗蛋白类的污渍与洗果汁类污渍的配方结构是不一样的，即使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。
其三，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商业化倾向。黄平称，本应秉持专业、科学、公平、公正原则的标准制定工作正在变成一门生意：谁出钱多，谁就更有可能成为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或排名靠前，从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获得更大话语权。
黄平全程参与了洗衣凝珠的行业标准制定，他发现参标企业争议的焦点，不在于技术参数，而在于凝珠的规格。在欧美市场，主流洗衣凝珠单颗的重量通常不会低于20克，主要是考虑到防止儿童吞咽。但国内在制定标准时，部分头部企业主导推动将标准定为“10毫升”，而非“10克”。
“毫升”与“克”之间有何区别？黄平解释称，猫腻出现在“检测方法”上，即把凝珠浸入酒精，测量其排开的液体体积（毫升数），以确认产品规格。但一颗凝珠内部若有气泡，即使实际洗涤剂内容物只有8克，整体体积也可能达到10毫升，从而“符合”标准。
“标准的出台更像是勾兑的结果。”黄平说，有时标准并没有为了消费者的利益体现出其专业性，而是行业内主要玩家平衡利益的产物。
即使在国际上，标准之争同样贯穿产业发展的历史，整个过程交织着技术、市场与国家的复杂互动。早在19世纪末，蒸汽锅炉爆炸事故频发，才倒逼出最早的安全强制性标准，这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规则。
林雪萍曾在《制造规则》一书的序中写道：虽然标准所形成的目标往往是生产工业化，但制定标准的过程具有作坊式的特征——少数人控制了一个新概念的内涵和细微的语义，成为隐形的规则主导者。经济一体化的压力和社会的复杂性，都会反映在标准之中。
走向何方
无论是产业历史还是现实困境，标准建设都已经从行业呼声，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关键抓手。
2026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多次提及标准。报告明确提出，要“综合运用产能调控、标准引领、价格执法、质量监管等手段，深入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”。这标志着“标准引领”成为国家治理市场乱象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。报告还部署了“加快推进标准升级，强化质量监督和品牌建设”，并强调要“制定修订环保、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”。
列席2026年广东省两会期间，黄平在组别讨论中也再次阐述他眼中当前经济困境的症结。然而，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五味杂陈。
“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。”曾参与标准法规制定的参事甚至对黄平说，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他不同，他们希望社会有更多创新，能更加百花齐放。
张林在深圳从事企业标准咨询服务近20年，他对上述参事提及的“百花齐放”深有感触。在他看来，中国标准体系建设在2017年修订《标准化法》之后，经历了跨越式发展。2016年之前，中国很多产品的出口受限于如ISO、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制约。《标准化法》修订之后，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四千项国际标准来自中国。
“标准的制定和修订，本质就是为了活跃市场，鼓励多元发展。”张林称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其实是国内体系中的最低技术要求，旨在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生存与成长的基础空间，这是理解上述参事“百花齐放”论的背景和基础。
但在参与企业标准制定的过程中，张林也看到了问题。对于快消品、电子元器件等更新迭代较快的行业，新品的出现往往先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建立，企业通过制定并备案自己的企业标准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，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，这是市场活力的体现。
“但像在电商平台火过一阵的杀虫剂、花卉营养液等养护类产品，确实没有相对应的行业标准，但通过对工艺流程、研发材料合设备的检测，最终企业标准也可以通过备案。”张林说这些一时兴起的产品，很多也是低价产品，在营销风口过后很快消失，企业标准也难言有多高的含金量。
在黄平看来，创新应该是更高质量的创新，而不是没质量底线的“往下创新”。法律要做的是限定边界与设置底线；标准是其中衡量产品质量的尺子，也是市场监管的依据。若维系市场公平竞争的底线失守，所谓的“百花齐放”只会演变为杂草丛生的低水平恶性竞争。
因此，黄平在今年广东地方两会相关场合也提出了具体建议：将《标准化法》中“鼓励企业标准不低于推荐性标准”的条款，修改为“企业标准必须高于推荐性标准”。
黄平强调一旦“必须”成为法律底线，企业为了差异化竞争，就只能向上“卷”产品质量和研发创新，从而形成产品的质量梯度和价格梯度，引导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循环。
在推动法律修订这一长期目标的同时，黄平还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中间方案：借鉴家电能耗标识、酒店星级评定的成功经验，在商品标签上强制推行简单易懂的质量分级标识。
“消费者看得明白，才会根据消费能力购买相应级别的产品，不会被坑骗和忽悠。”黄平认为，这有利于行业形成金字塔型的产品结构，让优质优价的产品获得市场认可。
标准是引领行业与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的灯塔——黄平的呼吁，不仅是为一个行业请命，更是为所有在“内卷”中挣扎的制造业企业和社会经济探寻突围之路。
这条路注定漫长，但问题已然提出，探索必须开始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张林系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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